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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华泰柏瑞基金公司旗下有8只混合型基金在2月出现亏损，其中2只基金为田汉卿所掌舵的量化产品。究其亏损原因，这8只基金的股票仓位普遍较低，虽然去年这些基金借助于低仓甚至空仓操作躲避了市场大跌，但今年行情转换下这些基金没能及时调仓换股，从而踏空了本轮大幅上涨行情。

所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对金融机构来讲获取非常难，获取的成本也非常高。同时，我们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放贷必然造成放贷的成本也高，以及在贷后管理上的风险控制，风险管理，风险定价也变得非常困难。但我觉得这是表面的原因，核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数据鸿沟的广泛存在。在供应链各个环节当中应该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所谓的数据鸿沟或者信息孤岛，金融机构希望获得的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时，却无法很顺畅地低成本得到。

其次，要明确央行的政策利率与其它“准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避免多种利率信号互相干扰。第三，要真正解决国有企业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的问题，让国企与民企享受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平等待遇。这个问题是当前民企融资成本相对国企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要从政府考核机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地方人大监督等层面推动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和过度融资的冲动。

不动产方面，我们继续关注质量和防守型头寸，青睐那些坐落于技术先进且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城市的房地产，这些城市的发展受到富有吸引力的人口趋势的驱动，例如年轻化而又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我们认为零售业目前可能会陷入困境，对商用办公楼保持谨慎态度。大多数形式的住房仍然存在机会，包括老年公寓，以及公共卫生、物流运输与基础设施等。公共和私人的实体资产受益于更低的利率，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包括提供相对较高收入且下行风险相对较低的数据中心。我们还认为，在当今环境下，关注农业（尤其是可持续农业）等重要领域是有意义的：不论危机还是平常，全世界的人必须吃饭。

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前，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的一致性整体较好，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总需求整体处于持续增长状态，物价主要由需求侧因素决定，因此食品和非食品类价格会受到需求变动影响而整体呈现同涨同跌。金融危机之后，总需求边际增速放缓。食品和非食品价格走势一致性开始有所减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使得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出现两次明显背离。

2018年，勘探与生产业务销售原油达1327万桶，同比增长1.61%。本年度，国际油价较上年同期有所回升，集团平均实现原油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增加13.67美元╱桶至60.30美元╱桶。全年原油销售收入录得币20.68亿元，同比增长37.41%；除所得税费用前溢利12.50亿元，同比增长52.44%。